国民革命失败后，由于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，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，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。但由于红军和党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，还有一部分来自旧军队，因此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大量地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。在红四军内，存在着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、不愿做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、反对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、不注意纪律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，直接影响了红四军军事行动和思想、组织建设。

1929年9月28日，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书面指示信，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。指示信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，指出：“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，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。”强调应将“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”，指示毛泽东“应仍为前委书记”。10月下旬，陈毅将中央指示信带回闽西根据地。

1929年11月下旬，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，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。毛泽东起草了大会的决议。大会于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，史称“古田会议”。会上，毛泽东作政治报告，朱德作军事报告，陈毅传达中央来信，100多名代表出席。会议由陈毅主持。

古田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，总结了经验教训，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》，即“古田会议决议”。

决议案强调红军在政治上要树立坚强的政权观念和群众观念。指出，“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”，红军“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，还要负担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”。决议案强调红军在思想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反对主观主义、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，在组织上要有党的观念和无产阶级的纪律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，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，按中央的指示，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，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、林彪、罗荣桓、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的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。

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原则，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，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逐步得到实行。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定型，根据地建设得到迅速发展，革命的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。